利維坦按:

即便我們都知道精子和卵子活力(生育能力和概率)同樣會隨著時間而衰退的事實,某種固有的偏見依舊會引導公眾進入一個認知誤區。那句“不以結婚(其實更準確的稱呼應該是婚育)為目的的戀愛都是耍流氓”——不論出自男性還是女性的嘴中,都是荒謬而可悲的。當然,美劇《真探》中拉斯特認為人類“能夠做到的最光榮的事情就是停止繁衍,攜手走向滅亡”的願景隻能是極少數人的觀點——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生育是一種本能。然而,當這種生物本能訴諸於不同時代,其社會文化、科學均會對其產生重大影響。

隻要生育/著床的生物基礎還是落在女性(子宮)身上的話,那麼有關男女不平等的話題就會永遠地爭論下去。

“我在這個傻X身上浪費瞭好幾年的青春!”我從未聽過有男人(尤其是直男)這樣說過。但若是一個女人分手後說出這種話,每個人都能立刻理解她的言下之意。

我們逐漸相信女人的身體就是顆定時炸彈。任何一段不成功的關系——比如,承諾與她養兒育女的男人若未能讓女方懷孕——會讓女性的生育價值逐漸降低。隨著年華逝去,卵子漸失活力。

一直以來,許多地方的女性都對生育問題倍感焦慮。但是生物鐘的說法卻是近些年才出現的。該說法最早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1978年3月16日,《華盛頓郵報》在都市版面的首頁上發文:“職業女性的生育鐘正在滴答作響”(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he Career Woman)。作者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尚未意識到他所提出的這個主題將會引發怎樣的社會熱議。

他的文章始於一場與一位“女性典型代表”的午餐,這位女人被認為代表瞭27到35歲之間的女性。“她來瞭,正走進餐廳”,科恩開始說道,“她很漂亮,中等身高,深色頭發,穿著精致。現在她脫下瞭外套,身材很好”。這位“女性代表”也有著很好的性格:“她對於自己的工作相當滿意。”但隨後她垂下瞭眼簾。

“出什麼事瞭嗎?”她的午餐對象問道。

她回答:“我希望有個孩子。”

科恩堅稱,無論處在一種怎樣的戀愛關系中,所有他認識的女人幾乎都想要孩子。

他寫道:“我像一隻忙碌的蜜蜂一般,采訪一個個女性,她們中的大多數說她們可以聽到像時鐘滴答一般的催促聲。“無論結婚與否,女性們都有類似的遭遇。可怕的是有時都沒有合適的對象,但時鐘在滴答作響的感覺卻如影隨形。

數月間,“生物鐘”的概念不斷地逼近各地的職業女性。《波士頓環球報》的撰稿人安·基希海默(Ann Kirchheimer)撰文:“婦女運動的受益者是第一代被解放的年輕女性,她們更傾向於工作、旅行、獨立,而非丈夫、傢庭和孩子。她們現在美人遲暮,卻突然聽到生物鐘的滴答聲愈來愈響。”一名女性精神病醫生在接受他的采訪時,開玩笑地將她和她的單身朋友所遭受的痛苦診斷為“子宮萎縮綜合征”。

此時,美國人已開始準備面對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問題。在過去的20年中,出生率急劇下降。1957年,平均每位美國女性生育3.5個孩子;1976年,這一數字下降到1.5。隨著女權運動的興起,有效口服避孕藥的出現,宮內節育器的發展以及墮胎的合法化,越來越多的女性為瞭追求教育和事業而推遲瞭結婚與生育。

即使是想要生育孩子的女性也推遲瞭生育時間。截至1977年,36%的母親直到30歲或更晚才生育第一個孩子。現在看來,似乎有許多女性可能會選擇放棄生育。這將是世界終結的方式嗎?不是用炸彈而是通過避孕藥。

關於生物鐘的大量報道有時會浮光掠影地提到宏觀意義上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和由此產生的焦慮。但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更關註個人層面。媒體對那些決定追求事業又兼顧生育的職業女性大加贊賞,並警告那些推遲生育的女性以後可能會後悔萬分(在任何情況下,很少有女性會產生不想成為母親的想法)。

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男性精子的數量(在生育巔峰期後)會逐年減少。

1982年2月,電視連續劇《霹靂嬌娃》(Charlie’s Angels)的主演之一——女演員賈克林·史密斯(Jaclyn Smith)登上瞭《時代》周刊的封面。她身著一件寬松的藍色連衣裙,因懷孕而隆起的肚子被勾勒而出。封面上寫著“新生命的綻放”。職業女性選擇在懷孕的同時也不忘保持時髦。在書中,作者約翰·裡德(John Reed)重申瞭一個越來越普遍的預兆。

裡德寫道:“對於許多女性而言,她們的生育生物鐘已經接近尾聲。從更新世伊始(亦稱為“洪積世”迄今約180萬至1萬年前的地質時間段,此時現代人開始出現。譯者註),那種對月亮的感應,深入骨髓,以及潛藏在文化和反文化層面下染色體深處的基因編碼的召喚,正在讓成功的女性商人、專業人士甚至是子女業已成年的母親停下來重新思考。”

之後對於生物鐘概念的隱喻甚至更加富麗堂皇,但它們表現出一樣的本質。裡德援引瞭生物鐘的存在作為證據,證明女性不能完全遠離她們的傳統角色。他按照是否成為母親來定義女性的生活。

這些文章暗示,即使現在女性可以與男性競爭高薪工作、發生婚外性行為,自由戀愛和女權運動也仍未改變她們的本質。女性可以隨心所欲地穿長褲套裝,但最終她們的身體仍會渴望生孩子。

這聽起來像是一種描述。但它是基因深處發出的指令。

生物鐘的故事是一個關於科學和性別歧視的故事。它說明瞭關於性別的假設是如何影響瞭科學研究的優先順序,科學發現可以為性別歧視服務。我們習慣瞭“生物鐘”這種比喻,仿佛這根本不是比喻,而是對於人體事實的客觀描述。然而,如果我們探究這個詞的來源及其使用,就會發現“生物鐘”的概念不僅與自然有關,還與文化有關。它在文化方面的作用是抵消婦女解放的影響。

首先,關於“生物鐘”的討論促使女性完成向母親的轉變,這意味著即使有一些有關性別的雙重標準正在消失,也總會有這樣的區別存在:女性必須提前規劃自己的愛情生活,以便在“年紀太晚”之前完成生育。其次,這種比喻表明,既要努力在職場上與男性競爭又要生育的女性會自然而然地處於劣勢。

“母性是一種弱點”這種觀念根植於“生物鐘”一詞。這個詞最初由科學傢創造,用於描述晝夜節律,即告訴我們的身體何時應該起床、吃飯和睡覺。20世紀50年代,美國空軍開始資助一項研究以探究生物鐘如何工作。很快研究者就開始競相開發能夠消除休息需求的藥物。這個想法是,我們如果足夠瞭解人體,就可以克服這些局限。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生物鐘”的含義轉變為如今的含義:對於女性生育能力的描述。但是母性是職業女性需要克服的弱點嗎?

在一個社會和經濟高速變化的時代,人們談論生物鐘的方式強化瞭性別差異的舊有思維。實際上,生物鐘一詞誇大瞭性別的差異,創造出這樣一種感覺——男性和女性伴侶(的差異)甚至比20世紀50年代傳統從業者想象的更加不同。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進入之前由男性主導的高薪工作領域。盡管如此,關於生物鐘的討論暗示瞭生育是隻會讓女性擔憂的事情。

“生物鐘”在文化層面上抵消瞭婦女解放的影響。

科恩和基希海默等評論人士提醒女性讀者,如果推遲懷孕的時間過久,她們會愈發焦慮。與此同時,他們又另辟蹊徑提出瞭一套關於男子氣概的所謂永恒“真理”。他們說,男性的基因決定瞭他們不想要長久的關系和後代。女性面對的時間壓力並不會困擾男性,他們已經進化到瞭隻想要一夜歡愉而不負任何責任的地步(大約同一時期,進化心理學的新領域解釋說,異性戀中人類的配對傳統是渴望性的男性和尋求保護的女性之間的妥協——而且必須靠他們的裸體才能實現)。
盡管調查顯示,上世紀50年代,大多數美國人仍認為婚姻和傢庭是個人幸福的基石。但20世紀80年代的專傢們一致認為,男性和女性在約會時註定有著截然相反的目標和完全不同的特權。單身漢鮮有年齡壓力,但如果職業女性希望找到一個值得托付終身的伴侶,她必須得精心規劃自己的生活。

到瞭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嬰兒潮(主要是指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664”現象——從1946年至1964年,這18年間嬰兒潮人口高達7800萬人)時期出生的女性已經成為一支“生物鐘守望者”大軍,這是記者莫莉·麥考恩(Molly McKaughan)對她們的稱呼。

莫莉在1987年的暢銷書《生物鐘》(Biological Clock)中寫道,在其他話題上各執己見的女性們卻紛紛都在“婚育”話題的圍城裡撞得焦頭爛額。有些人因為自己等瞭太久才開始尋找(孩子的)父親而表示後悔。但是,大多數女性很早就意識到,她們必須有策略地約會。“如果一個女人等得太久,時間真的會從她的身邊溜走,”麥考恩寫道,“沒有相關資料告訴她們的真命天子應該是什麼樣子。”

直到今天,未有證據證明女性生育能力隨年齡下降的確切程度。正如心理學傢讓·特溫吉(Jean Twenge)所指出的那樣,許多經常被引用來評估女性生育能力的統計學數據具有誤導性。2013年,特溫吉在發表於《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揭露瞭許多“事實”的不可靠基礎,這些“事實”往往被當作警世箴言傳播給女性。她在搜索醫學研究數據庫後發現,經常被引用的統計學數據,例如35-39歲的女性需要經過一年的努力才能成功懷孕,其實是基於法國從1670年到1830年的出生記錄。“換句話說,人們統計出數百萬女性的懷孕時間實際來源於一段沒有電、抗生素或生育護理時期的數據。”

關於生育能力數據的另一個問題是,總的來說,我們的信息來源於那些存在生育問題而去看醫生的病人。因此,(根據這些數據)很難評估整個群體的情況。有多少對夫婦是因為丁克而沒有懷孕?有多少人在采取避孕措施?要控制所有這些變量幾乎是不可能的。

盡管我們的知識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差距,但確鑿的科學證據表明,女性卵子的數量和質量的確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降低。很多不論出於何種原因而推遲生育的女性,在發現自己無法懷孕後都飽嘗痛苦。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生物鐘守望者”的焦慮是有道理的。但在大量關於他們的文章中,大多數都沒有提到另一個重要的事實: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

當然,也有一些廣為人知的例外,例如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和畢加索(Pablo Picasso)等人在70多歲時仍生下瞭孩子。但認為男性生育能力不會受時間影響的普遍觀點是錯誤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增多的大量研究表明,精子的數量和質量也會逐年下降。年長父親的孩子比年輕父親的孩子患自閉癥和其他並發癥的風險要高得多。一般情況下,“年老體衰”的精子隻能徒勞在待受孕的卵子周圍胡亂擺動、直至被清除。

這些事實隻是偶爾被報導——幾乎都是作為“男性生物鐘”的新聞。在“生物鐘”一詞前加上“男性”這一形容詞的必要性,暗示瞭這些數據被忽視的原因:社會普遍認為“生物鐘”一詞似乎專屬於女性。

援引美國生殖醫學會的數據,在美國治療不孕不育的夫婦中,在造成生育力低下的原因中,約有40%是由於“男性因素”導致的,有40%是由於“女性因素”導致的,而剩下20%則是由不明原因導致的。男性和女性遭遇生育問題的幾率旗鼓相當。但大多數媒體對此類信息視而不見。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生育是女性的責任。生育相關的任何一個環節出錯,一定是女方的問題。

然而女性的生殖系統並不像掛在墻上的鐘,每分每秒都在發生變化。我們的身體以月,而非小時或日為周期發生變化。激素節律也很少能像秒針那樣精準運行。而與女性一樣,男性的生殖力在巔峰之後也隨年齡逐年衰減。所以為何總有這樣的陳詞濫調——女性且隻有女性才不得不直面歲月的摧殘呢?為何關於生物鐘的討論如此廣泛?

答案可能比女性身體自從更新世就開始的召喚更加平淡乏味。在生物鐘的概念剛剛聲名鵲起的時候,經濟社會的轉型正在改變工作形式以及時間安排方式。女性感到歲月催人老的原因並不在於某種神秘的生物力量,而是因為她們開始走向工作領域,同時還得繼續為傢務勞動無償付出。換句話說,她們更忙瞭——她們與以往任何時候都少瞭更多自由時間。

朝九晚五的工作在20世紀變得愈發常見,生活也被分為兩部分:上班時間和下班時間。在20世紀50至60年代,人們認為按時工作的主要是男性。女性的天地被囿於傢中——一個被社會定義為“下班”的空間,並與傳統的經濟生活絕緣。傢庭婦女們在傢中做的事情與其說是無私奉獻,倒不如說是因為愛情。

男人用於養傢糊口的薪水理應足夠補貼妻子的無償勞動。然而到瞭上世紀70年代,緩慢增長的工資讓越來越多單職工的傢庭捉襟見肘,社會福利的減少也讓這些傢庭雪上加霜。受過教育的白人女權主義者為女性獲得在男性勞動力市場中披荊斬棘的新機會而歡呼雀躍,身居偏遠郊區的女性迫於生計和對自由的希冀也開始走出傢門。

工作場合並不會為助力女性成功而做出些許改變。最終結果就是,一旦女性想要像男性一樣實現事業與傢庭的平衡,就得夙夜不懈,難有喘息之機。她們不得不殫精竭慮、來回協調來自傢庭與公司的大事小事,以及這種切換所帶來的 “倒時差”的感覺。更讓她們絕望的是時間永遠都不夠用,總感覺有時鐘在耳邊滴答作響。

1989年,社會學傢阿莉·霍克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為職業女性承擔大部分傢務的現象創造瞭一個表達,即“第二輪班”(指女性在公司進行有酬勞動的同時還負擔瞭大部分傢務勞動,譯者註)。大約10年後,她發現許多女性還要承擔額外的“第三班”。這是指管理第一次和第二次輪班時所引發的情緒問題——當女性意識到“工作傢庭兩不誤”往往意味著“事必躬親,含辛茹苦”時,她們開始感到強烈的懊惱和怨恨。

關於生物鐘的無休止的討論,使得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難題聽起來像是折磨個別女性的疾病,而不是一個大規模的社會問題。(回想一下那位患有“子宮萎縮綜合癥”的精神病醫生和朋友。)

這掩蓋瞭涉及社會優先級及其矛盾的真相。像美國這樣的國傢,幾乎沒有規定產假,也不為兒童保育提供支持,這使得那些選擇成為母親的女性不可能平等地參與到經濟活動中。生物鐘帶來的歇斯底裡癥,仿佛是塞進每一位女性子宮中的定時炸彈,卻讓每位女性獨自承受。

很多職業女性都默默承受瞭這一切。至少,她們並沒有組織起來以要求更多的產假或由國傢補貼托兒服務。相反,她們聽取瞭專傢的意見,專傢們總是對女性說:你有嚴重的問題!但幸運的是,你也可以買一些昂貴而新奇的東西來解決問題。

就在媒體大聲鼓噪生物鐘概念的數月之前,醫生們就已經在體外受精(IVF)領域有瞭初步進展。在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試管嬰兒”——路易斯·佈朗(Louise Brown)降生於英國奧爾德姆總醫院。路易斯小朋友曾一度引發全世界的關註。但是如果一個營銷團隊試圖策劃一場推銷活動向更多的女性宣傳體外受精技術,他們很難比理查德·科恩做得更好,他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關於生物鐘的文章,引發瞭大量後續關註。

體外受精技術旨在解決不孕不育的醫療難題。路易斯·佈朗的母親由於輸卵管堵塞而無法懷孕,所以成為瞭這項技術的受益者。然而,到瞭1981年,研究人員發現瞭使用激素刺激女性卵巢一次性大量排卵的方法。醫生們便不再依賴自然的月經周期,而是盡可能多地從患者身上提取卵細胞(增加受孕幾率,也為瞭篩選出最優秀的胚胎)。很快,完全沒有輸卵管問題的婦女也開始對這項技術躍躍欲試。

1983年,華盛頓特區疾控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的醫生塞夫吉·阿拉爾(Sevgi Aral)和威拉德·凱茨(Willard Cates)發表瞭一篇文章,宣佈瞭“不孕不育流行病”的開始。該文被廣泛閱讀和引用。隨著擔憂情緒的蔓延,輔助生殖技術產業也隨之發展起來。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各地都開設瞭提供試管嬰兒服務的診所。到瞭20世紀90年代,隨之而來的是提供卵子捐贈和代孕機構,以及ICSI技術(胞漿內精子註射,一種將精子直接註射到卵子中使其受精的方法)的產生。

體外受精技術雖然幫助女性成功受孕,但是代價高昂。在美國,截至 2015年,一次“新鮮”的體外受精周期(使用新采集的卵子的周期)的平均花費為12400美元,還需額外3000-5000美元的藥物治療費用。許多患者在嘗試懷孕的過程中會經歷一個以上的周期,而幾乎沒有醫療保險計劃會覆蓋所有的周期。

在英國,每個周期的平均花費在4000到8000英鎊之間,而且並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享受國民保健服務。此外,體外受精也是一種侵入性的過程。它伴隨著巨大的身體傷害和情緒問題的風險。有無數的研究詳細說明瞭許多女性是如何飽受痛苦的。

然而鮮有研究表明體外受精技術使用的激素刺激方法對於女性身體的長期影響。2015年10月,倫敦大學學院(UCL)的研究人員發佈瞭一項研究。他們追蹤瞭超過25.5萬名1991年至2010年間接受體外受精治療的英國女性,並發現這些女性患卵巢癌的幾率比對照組高出37%。是否因為體外受精而導致瞭癌癥,還是她們的生育問題來自於某種未被診斷的疾病,這些都已無從得知。但無論是哪種可能性,對於個體來說都是一場悲劇。

然而,我們的文化如此理所當然地認為,為瞭懷孕,女性就得忍受痛苦,而這些方法又是如此有利可圖,以致幾無研究人員投身於探索替代方法。即使一對夫婦因為“男性因素”的問題而無法懷孕,女性伴侶仍然要接受試管受精。

生殖技術常被描述為突破人體生理限制的一種手段。但有一個很大的風險是,若使用體外受精治療,在經歷瞭生理痛苦與經濟損失之後,很有可能一無所獲。美國生殖醫學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在2012年發佈的報告顯示,任何一個試管技術周期的成功率都很低。對於42歲以上的女性來說,在一個周期內懷孕的幾率是3.9%。

如果女性依賴於這些手段來期冀為傢庭增添新丁,當她未能如願時,所遭受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由於神奇技術的過度崇拜,可能讓女性在面臨治療失敗時將原因都歸咎於自己。

與任何行業一樣,輔助生殖技術在成熟後也開始尋求擴張、占據新的市場。研究表明,自世紀之交以來,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開始擔心自己的生育能力。2002年,美國疾控中心發佈的《全國傢庭成長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報告稱,在美國,接受生育問題治療的22歲至29歲的人口數量在過去7年裡翻瞭一番,達到23%。2006年,總部位於佛羅裡達州奧蘭多的《懷孕》雜志發現,46%的讀者不到30歲。該雜志的口號是“我們是孕育專傢”。

在過去10年,輔助生殖技術行業繼續開疆拓土,為越來越多本不需要的人群提供昂貴的生殖幹預措施。尤其是卵子冷凍技術瞄準瞭職業女性,將其作為潛在的消費對象。2014年,生育權威公司(FertilityAuthority)啟動瞭一傢名為Eggbanxx的初創公司,該公司提供一個由醫生提供卵子冷凍服務的對接平臺。它的目標是擴大市場,吸引尚未出現生育問題的女性。

2015年春天,該公司執行總裁吉娜·巴爾塔西(Gina Bartasi)對《華盛頓郵報》表示:“我們會像優步(Uber)一樣,提供平臺以幫助有需要的人群與服務提供者對接,但這裡的需求是凍卵。”

當我們討論捐精或者捐卵時,都會將其視為“股票”或“禮物”。與之相反,“保險”一詞在凍卵的討論中占據瞭主導地位。提供凍卵服務的診所在其廣告中經常使用高級融資技術這樣的語言。他們笑稱這就是“凍結資產”,並且煞有其事地介紹其中所蘊含的“對沖風險”的智慧。

他們用模仿華爾街交易員的口氣進行宣傳,凍卵仿佛不僅是一種選擇,更是一種必要手段。當女性冷凍卵子時,她要支付一定數額的費用——在美國,這一費用起價約為1.5萬美元,外加每年的儲存費用——以便日後取回卵子。

與體外受精技術一樣,凍卵技術最初也是為瞭特定目的而開發的:需要接受化療的年輕女性癌癥患者往往選擇先冷凍卵子再進行化療。但近年來,這些診所也開始為健康女性提供試驗性治療。事實上,他們鼓勵女性應該盡早冷凍卵子。

讓女性為無關緊要的手術支付昂貴的費用,尤其是這項手術在多年前就被視為試驗性的,這聽起來並不像是可靠的商業提案。然而,凍卵的噱頭卻說服瞭一些美國最成功的公司。

2012年,當谷歌、Facebook和花旗銀行宣佈,它們正在考慮為女性員工提供最高2萬美元的卵子冷凍福利時,許多人將這一舉措吹捧為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的靈丹妙藥。性別不平等問題仍在困擾著企業。《時代》雜志上一篇關於這一主題的封面文章稱,“冷凍卵子將是一個偉大的平衡器”。

在媒體上,接受凍卵的女性往往會說,這樣做讓她們感到“被賦予瞭力量”。然而,這些故事的主人翁,在生物鐘的滴答聲愈加響亮之際,更擔心的似乎是真愛何時降臨,而非事業上的升遷。

2011年,《時尚》雜志報道瞭一位冷凍瞭卵子的“35歲、身材苗條的傳媒公司高管”。她強調瞭這在約會時所帶給自己的好處。莉婭知道,她已經到瞭危險的年齡,令她心動男人可能會在她的眼睛裡搜尋到某種盡快出嫁的急切,那種不體面的“我的生物鐘在滴答作響”的感覺。“凍卵是我的小秘密,”她說,"我希望我能為未來留有餘地。"

2013年,記者薩拉·伊麗莎白·理查茲(Sarah Elizabeth Richards)出版瞭《母性:重新安排》(Motherhood: Rescheduled)一書。這本書講述瞭5位女性的凍卵經歷。作者說,她對此感覺欣喜不已,因為這樣做讓她擺脫瞭年齡壓力,重拾追尋愛情的勇氣。“冷凍卵子……撫平瞭我20多歲時、將時間浪費在一個我不想與之撫養孩子的男人身上的悔恨,也撫平瞭我30多歲時、浪費在一個連自己是否想要孩子都不確定的男人身上的歲月。它帶走瞭尋找新伴侶的沉重壓力,幫助我在42歲時重新覓得真愛。”這使得冷凍卵子聽起來更像是一種昂貴的手段,以延長尋找白馬王子的過程,而不是一種促進職場性別平等的工具。

那些為凍卵技術搖旗吶喊的女強人們經常使用“自我選擇”以及“自我賦權”這樣的字眼。然而在實踐中,凍卵技術迫使女性接受關於愛情與生育方面的性別化期望。這一程序越正常化,就越會強化女性應擔負生育職責及相關經濟負擔的觀念。不難想象凍卵服務讓機會變成瞭義務:在一傢把冷凍卵子作為福利的公司裡,不願意冷凍卵子的女性會被認為對自己的工作不夠專註。這似乎是一種奇怪的授權形式:花費數萬美元讓你的約會對象感覺更舒服。或許,這樣你就能爬上一條職業階梯,而這一階梯永遠不會為育齡女性妥協,一丁點兒也不會。

目前,美國的勞動力人口中超過一半是女性。在英國,超過67%的女性在傢庭之外從事全職工作。如果要在政策變化(比如更好的醫療保健和產假政策)和“時間凍結”技術之間做出選擇,我們真的認為“凍結時間”是解決女性遭遇的職場沉疴更現實的方法嗎?

理解一名女性為何會想要凍卵十分容易,但是這並不會真正解決問題,相反,這會讓問題延續下去。

生物鐘的角色使得生育的重擔幾乎全部落在女性身上,這似乎是很自然的——現實生活中很難避免此種影響。這一觀點既有道德上的含義,也有現實上的含義:如果你沒有正確規劃你的生活,你就不得不孤老終生。

這種認為生育是女性天性的謊言給女性帶來瞭巨大的負擔。它使男女之間的愛情關系更加緊張。渴望性的男人和渴望浪漫關系的女人天生就相悖,這種想法並無益處。簡單地承認男人和女人都有那個年齡的生理欲望,不是更直接嗎?承認大多數人都渴望愛、親密和尊重不是更直接嗎?

文/Moira Weigel

譯/藥師

校對/Yord

原文/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may/10/foul-reign-of-the-biological-clock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藥師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