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

站在非個體視角去重新觀察事物與世界,一直是個充滿難度的任務(事實上人類也一直做的很差勁)。因為在此過程中,我們需要無時無刻不去提醒自己盡量保持客觀與冷靜,避免疏忽與想當然——這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反人性的,因為我們自誕生下來就習慣於(且隻能)從自己的視角看待和認知一切事物。

蝴蝶振翅引發海嘯,是個浪漫但無疑極度簡化的說法。人們不僅會關心海嘯是如何被引發的,更會去關心如何應對海嘯、海嘯之後是怎樣的局面,以及蝴蝶為什麼扇動翅膀。我們如今所處的世界,被大大小小無數事件所引導或改變,回溯因果並不能改變局面,但也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對歷史的學習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因為我們總是可以看清一個故事是如何結束的,卻對它的發端知之甚少。

舉個例子。什麼造成瞭金融危機呢?

唔……你需要瞭解抵押信貸市場(Mortgage Market)。
那什麼造就瞭抵押信貸市場呢?唔……你需要瞭解上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

那麼,這次通貨膨脹又是如何發生的呢?唔……你需要瞭解上世紀70年代的貨幣體系,以及越戰帶來的一系列類似宿醉的影響。
越戰又是怎樣爆發的呢?唔……你需要瞭解二戰後整個西方世界對共產主義的擔憂與恐懼……

就像這樣,我們可以無窮無盡地追問下去。

打個比方說,這就好像所有正在發生的事件都有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又有親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如果無視事件的來龍去脈,這很可能扭曲一個人對某事件的理解,並給人留下錯誤的印象,無法正確理解事件的起因,無法分析事件可能會持續多久,也看不清哪些條件還會觸發類似的事件。

割裂地看待問題,拒絕對問題追根溯源,這樣的思維會慫恿人們輕易得出任何結論,比如天氣預報總是很玄,或者政治總是令人惡心。

事件的根源總是錯綜復雜的。但是當你挖得夠深,你就會越來越接近真正關鍵的大事件:換句話說,少數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大事件會引發一系列看似無關的後續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一次大事件,它可以被視為一系列事件的曾祖母。
從1939年到1945年,這個世界被重啟瞭,而這場戰爭帶來的改變事實上定義瞭之後發生的一切,因此無論用怎樣的修辭手法都很難不誇大二戰帶來的影響。
青黴素在這場戰爭中大放異彩,除此以外還有雷達、噴氣式飛機、核能、火箭、直升機。二戰之後,各國經過深思熟慮都開始推行各種政策,通過消費信貸(Consumer Credit)刺激消費,並免除消費信貸產生的消費稅,以保持戰後經濟可以在戰時生產(War-time Production)全面停止之後仍然持續增長。
不僅如此,你每天早上通勤經過的高速公路起源於二戰後的冷戰時期,它的設計初衷是在核戰爭爆發時可以快速疏散市民或征調軍隊。當然瞭,你正在使用的互聯網也發源於冷戰時期。順便一提,冷戰就好像二戰的表弟。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政治運動,其開端同樣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發源於當時民族融合引發的問題。

在這場戰爭中,由於工廠需要女性勞工擴充勞動力,女性勞工人數增加瞭650萬人。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戰後仍然在工作,這就開啟瞭雇傭女性勞工的時代,到瞭1990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達到瞭二戰時的兩倍。而這大概就是與我們此生有關的最重要的經濟大事件。
想想2019年(原文發表於2019年10月4日)發生在你身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無論是社會事件、政治事件還是經濟事件——你幾乎可以輕松地從這件事抽絲剝繭,並一路追溯到二戰。令人驚奇的是,隻有極少的事件可以被排除在這個規則之外。
但這一切不僅僅是令人驚奇而已,其中還包括太多人們容易忽視的問題,舉例來說:如果你不能花一點點時間瞭解二戰的起因和結果,你就很難理解過去60年中的一切為什麼會發生。

你會很難理解那些最尖端的技術是怎樣應運而生的,為什麼恐懼而非安逸催生瞭出那些最重要的創新;或者美國傢庭負債程度為什麼上升到瞭今天這樣的地步;再或者,為什麼歐洲人對於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s)的觀點與美國人完全不同。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預測,那些遭受戰爭摧殘的國傢會因此“渴望社會和人身安全”,當然,這一預言是相當準確的。托尼·賈特(Tony Judt)是這樣描述戰後的歐洲的:

隻有國傢能給民眾帶來希望或者救助。在長期的蕭條、占領、內戰之後,國傢作為福利、安全和公平的代理機構已經成為瞭社區與社會凝聚力的重要源頭。

在那場已經有75年歷史的世界大戰期間,暗中湧動著各方力量,如果你對這些暗流不具備可靠的瞭解,那麼也很難把握深受暗流影響且正在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於我(原文作者)來說,
這就會帶來一個問題:還有什麼事件是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呢?
還有哪些大事件(那些曾祖父們)與我們當今的重大課題息息相關呢?想要理解今天世界上發生的一切,我們還需要研究哪些事件呢?
應該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是無與倫比的。但是的確有一些重大事件值得關註,因為它們從根本上催生瞭大量其他事件。
這三個引人註目的大事件分別是人口結構改變、社會不平等加劇,以及接觸信息的鴻溝正在變小。

除瞭以上三點,當然還有成百上千種力量正在塑造這個世界。但是我應該指出,它們中有很多,甚至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隻是從上述三種力量中衍生出來的罷瞭。
因為這三種力量無處不在而且極易變化,它們都會在未來的幾十年之間帶來重大影響。盡管具體帶來的改變方式不同,但它們將幾乎影響到每一個人。

但與此同時,我們事實上並不確知這些影響將如何發生並深化。這就好像在1945年那一年沒有人說得準二戰接下來將如何塑造這個世界,人們隻是知道大戰將劇烈地重塑這個世界罷瞭。但今天我們至少可以猜一猜最有可能發生哪些改變。

1. 人口結構的改變將重置現代經濟
美國正在經歷這樣的改變:

在1960年的美國,0~4歲的人口足足有70~74歲人口的三倍之多。到瞭2060年,預計這兩個年齡段的人群人數基本上相等。
年輕工人的比例正在下降,年長工人的比例正在上升。退休人群——達到退休年齡的人群——正如潮水般湧來。
縱觀人類存在的20萬年歷史,大約有1000億人相繼出生。但是無論在哪個時代繁殖都不是問題,繁育並提高後代的成活率才是真正的課題。然而在幾萬年間,人性中最基本的部分就是盡可能多地產下後代。這不僅僅是一種生物特征,多生多育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地位。
在《人口沖擊的戰略影響》(Strategic Effects of Demographic Shocks)一書中,作者詹姆斯·福爾摩斯(James Holmes)引用瞭亞裡士多德對古希臘城邦斯巴達的記述:

由於立法者希望斯巴達人口越多越好,即公民的子嗣越多越好,因此當時推行瞭一項法律,當一名男性有瞭3個兒子,他就可以免服兵役——如果他有瞭4個兒子,他就不需要再上繳任何稅收。

相似的是,前蘇聯領袖斯大林曾經為那些孕育10個或更多子女的母親頒發英雄母親獎章。
美國在這方面也絲毫不保守,在過去的70年中,蓋勒普公司一直在調查美國人理想的傢庭規模。在1944年,77%的美國人表示孕育3名或3名以上子女才是理想的傢庭。當時美國女性的平均子女人數是3.4名。
接下來事情有瞭改變。
美國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嬰兒潮是一種反常現象,隨後出現的經濟繁榮也帶來瞭一個可以預見到的趨勢:女性越是富有,她們就越傾向於孕育更少的子女,而且這一趨勢持續瞭很長時間。

其中一個成因是越富足的國傢就可以提供越好的醫療條件,因此更多的兒童可以健康成長為成年人。早在18世紀,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寫道:“在蘇格蘭高地,產下20個嬰孩卻沒留下2名子女的母親並不少見。”在100年前的美國,也曾經真實存在過類似的情況。1900年,28%的美國兒童會在5歲前夭折;如今這個數字已經降低到0.5%甚至更低。

對於更富有的傢庭,夫妻會轉變養育兒女的期望,控制子女的數量。特別是教育成本會引發一個悖論,隨著你越來越富有,你會發現自己並不能養得起太多子女——由於經濟壓力,很難給多名子女提供與自己所受教育相同水平的教育。而且高學歷父母本人在校接受教育的時間,往往就是懷孕、生育的高發期。
別忘瞭,在過去的50年裡,擁有大學文憑的人群占總人口的比例正在快速躥升。

© Jonathan V. Last

美國的生育率正在下降,上世紀50年代,平均每1000名15~44歲女性產下120名嬰兒,到瞭2018年,這一數字已經降至59名。在該統計的原始數據中,1952年美國的新生兒人數比2018年的新生兒人數還多,而2018年的總人口是1952年總人口的兩倍多。在這半個多世紀裡,新生兒的預期壽命已經從68歲提高到瞭80歲。

新生兒不斷減少,同時其他人的壽命不斷延長,這就是一個大事件,因為它意味著人口老齡化。而人口老齡化會進一步震蕩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無論是經濟增長趨勢,還是職場文化,或者全球范圍內的國傢秩序。

相比其他國傢來說,美國的競爭力正在增長,這是目前已知的一個影響。
生育率降低是個全球現象,在發達國傢尤其顯著。雖然美國正在老齡化,人口增長也在減緩,但是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都正在變得越來越像弗羅裡達州的養老社區,很多國傢的人口增長也已經出現瞭負增長或者其趨勢。
這是過去30年間已經發生的變化:

© Census Bureau International Database

這是預計未來30年中將要發生的變化:

© Census Bureau International Database

無論用怎樣的修辭來形容這一變化,你都很難誇大它的重要性。
當人們想象哪一個國傢會主導下一個世紀的歷史,人們會認為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是未來的熱門課題,而中國在該領域似乎具備很強的競爭力。但是當一個國傢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失去五分之一處於工作年齡的人口時,從戰略上講,發展經濟就會變得相當困難。
中國當然可以投資一項重要技術,甚至是開發下一個互聯網,但是每當與人口結構發生關聯,就有可能出現混亂的經濟問題。歐洲各國、日本、韓國都有同樣的問題,甚至更糟糕。

的確,美國經濟也會因為人口結構改變放緩,但是在其他國傢該事件的影響已經十萬火急。因此,假設生產力增長水平相同,僅僅從人口結構改變這一點來看,未來美國面臨並肩負的挑戰也沒有其他發達國傢那麼嚴峻。當然,在科技領域美國可能會犯錯,假設中國、歐洲各國、日本都做出瞭正確的選擇,但美國仍然可以保持更大、更強的經濟實力。
人們喜歡談論新技術、新發明,因為這樣的討論很有趣,人口結構問題反而毫無趣味可言。然而對於整體經濟增長來說,在未來的幾十年間,人口結構問題將變得與絕大多數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人口結構改變還會影響另一件事:新生兒減少意味著一個國傢將更多地依賴移民維持人口增長。
提到移民,1920年是意義重大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重組瞭全球移民局勢,僅僅在這一年80萬人移民到瞭美國。

而那一年美國的新生兒人數是295萬,因此新增公民的比重明顯是新生兒遠大於移民。

整個20世紀美國都維持著這樣的比重,尤其是在移民率降低的時候。

然而一旦生育率下降,這一比重就會反轉。“到瞭2035年,移民會讓美國的自然出生、死亡人數翻倍,”《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特約撰稿人德雷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在文章中寫道。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在未來的15年間,父母均為美國出生公民的工人人數將減少820萬,而這一缺口將被1300萬移民工人及其父母補足。到瞭2035年,一代移民人數將增加將近500萬人。

當然瞭,移民預測就像一種因變量,它會跟隨政策與經濟的風向變化。但是不可避免地,美國的非移民工人一定會不可阻擋地減少——而且這一趨勢已經在發生瞭——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就算移民預測認為移民人數會成倍減少,移民在美國總人口中的占比也一定會增加。
美國是由移民建立起來的國傢,而移民總是表現出更強的創業意願並接受更好的教育——移民隻占美國總人口的13%,但是在美國企業傢中人數占到27.5%之多。他們對政治產生的影響尚不清楚,對此德雷克·湯普森在文章中寫道:

今天,美國聯邦所得稅中的大部分是由富有且多為白人的中上層、上層階級支付的,而且這一階層往往還會支持那些幫扶低收入人群、少數民族的援助計劃。這樣的事實容易被講述為一方“締造國傢”,而另一方“坐享其成”的故事,這些故事會讓這個國傢徘徊在因民族不同而分裂的邊緣。但是在一代或兩代人之後,這樣的情況會迎來轉變。因為美國政府部門正在快速多元化發展,其速度超過瞭退休養老社區的增長速度,少數白人勞工將為白人為主的退休群體提供服務與支持。

美國主要的移民熱潮發生於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初期,而未來的幾十年間我們會看到比今天更低的移民率,但是移民對美國的影響絲毫不會減弱,因為在新公民中美國新生兒的比例會變得更低。

  1. 持續瞭40年的貧富差距不可避免地迎來瞭臨界點
    貧富不均是引發最多爭議與分歧的問題之一,因為它某種程度上直指資本主義的內核與公平背道而馳,這感覺就像一場零和博弈(Zero-sum Game)——類似於拼個你死我活,或者認為損人就是利己等等。從本質上看這很像一種部落時代的產物,部落之間的分歧會升級為戰鬥,因為你會感到自己的身份和尊嚴岌岌可危。
    但是在本文討論的范圍內,無論你如何看待貧富不均都毫無意義——它是對的還是錯的,是善的還是惡的,或者我們到底該為此做些什麼。這些問題不妨留給別人去解決。
    重要的是,貧富不均正在發生,而且正在廣泛、深刻地發生。而這也是另一個足以帶來千萬種影響的大事件。上世紀50年代,歷史學傢弗雷德裡克·劉易斯·艾倫(Frederick Lewis Allen)認為美國從鍍金時代(Gilded Age)過渡到一個更平衡的經濟時期的過程,其實是爆發瞭一場社會革命,他在文中寫道:
    想要理解今天的美國社會,你要認識到美國各界良知的反抗對美國發展是多麼至關重要,這讓美國人開始相信自己可以修復這個在國傢政治、經濟運轉中出現的問題,從而可以讓整個國傢運轉得更好,且無需強行終止國傢的發展腳步……

……經過對國傢系統的一系列拼拼湊湊的修訂——稅法、最低工資法,還有各種津貼、保障和相關規定,再加上來自工會的壓力以及全新的管理理念——我們已經打破瞭“工資鐵則”(Iron Law of Wages)。事實上,我們幾乎實現瞭將收入從富裕人群到較富裕人群的自動分配。這並沒有讓國傢這部機器停轉,反而提高瞭它的效率。這就好像當一個企業將部分利潤投入到自我改善的工作上,該企業往往就可以提高效率。因此,當你把一部分國傢收入投入到改善低收入群體的所得與社會地位的工作中,讓這一人群也可以購買更多的商品,從而擴大整個市場,從整體來看經濟系統就可以運轉得更高效。至此,我們就發現瞭一個新的開放領域:窮人的購買力。

在我看來,這才是所有美國偉大發現的本質,而且這還是一種必然:因為如果你因此為大量原本是弱勢群體的人謀取瞭福利,他們將抓住這一機會,並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我之所以引用這些,是為瞭說明這場社會革命之後一切正常。
但不可否認的是,曾經的確發生過一場社會革命。在30年的時間裡,最高所得稅率(Top income tax rates)實際上從0%增加到94%之多。

簡單說,以下就是經濟平衡作用力在社會貧富兩級之間發揮作用的過程:
· 有個人開始創業,而且因此變得富有。
· 周圍的人看到後說,“這可真不錯!他創立瞭很棒的公司,他理應變得富有。”這時,周圍的人真的很敬佩創業者。
· 隨著生意越做越大,創業者的財富也變得越來越多。
· 而財富帶來瞭權力,包括影響監管的權力、容忍公司管理弊端的權利、操縱工資杠桿的權利。
· 這些權力造就瞭極大的財富,於是低收入的工人開始說,“嘿!你之所以有這些權力隻是因為你有錢,而且你的那些財富中有很大一部分並不是因為創新或創造價值所得,而是為瞭壟斷而進行的尋租行為(Rent-seeking)所得。”
· 接著人們說,“你這樣做不對,你不能這樣做。”
· 但是極端富有的人說,“很遺憾,但事情就是像這樣運作的。”
· 這個過程不斷重復著。
· 人們變得低落,感到自己毫無價值,還感到整個經濟系統都是被少數人隨喜好操縱的。
· 終於,人們受夠瞭這一切,自發組成更有力量的團體,並強大到足以帶來一些改變,比如典型的工會,並對稅收、最低工資提出要求。
· 接著極端富有的人說,“你們這樣做不對,你們不能這樣做。”
· 但是人們說,“很遺憾,但事情就是像這樣運作的。”
再說一次,無論你認為貧富差異是好的還是壞的,無論你支持哪一方,都與這件事本身無關。在本文討論的范圍內,真正重要的是它正在發生,而且它對雙方都造成瞭重大影響。比如,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真正能通過權力產生影響的一方是工人而非投資者。接著,雙方的角色發生瞭轉變,至今40年過去瞭,與工人相比,那些極具天賦的投資者所享受的恩惠一直在指數級增長。相似的博弈還會不斷周而復始,此消彼長。

要點在於,這種權力是暫時的。每當渴望權力的一方終於受夠瞭現狀,每當他們聯合起來形成足夠強大的影響力並奪回這份權力,雙方的角色就會再次發生轉變。永遠不要低估一群目標一致的無權者的力量。
如果你能接受上述前提,那麼你也會認為過去40年間發生的事情就是一個大事件。
你肯定聽說過收入水平位於金字塔尖那1%的富人又增長瞭多少財富,也聽說過金字塔尖那100個傢族到底持有多少財富等等。這些數字已經被重復太多次瞭,而且這些數字總是被過度包裝,從而不斷引發剛剛提到的那種“部落本能式”的沖突。
更有趣的是那些處於貧富差距另一端的人,他們心中所想的是,“這樣的經濟系統是要崩潰的,這根本不能良好運轉,我根本得不到機會”——如果歷史能作為參考的話——這些念頭將不斷累積,最終迫使整個系統向另一個方向傾斜。

而且會這樣想的人絕不是少數,要知道,人們從來都不會在架空的想象世界中判斷自己的生活水平。人們會根據自身的生活狀況與周圍的其他人進行對比。如果當你周圍的人收入提高瞭10%,而你的收入仍然維持不變,你就會感到很糟糕。這通常是一種很微妙的過程,因為那些擁有更多物質和財富的人會讓你提高對生活的期望,通常會促使人們通過承擔債務來縮小自己與富人之間的差距。
但我們不能隻看金字塔尖的富人又增長瞭多少財富,也不能隻看金字塔底部的人群生活有多麼糟糕。正是二者之間差距的變化導致一個人群向另一個人群施壓。

問題是,今天美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擴大到瞭一個世紀以來的最大值,甚至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的最大值。
那麼如果金字塔底部的人群開始向上施壓,會發生什麼呢?
其實這件事正在發生,特朗普、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脫歐事件,這些都標志著大多數的心聲,“目前的經濟系統行不通,我們必須要嘗試點新東西。如果你不喜歡我們的決定,很遺憾,但事情就是像這樣運作的。”
很多事都會因此發生變化。

目前幾乎可以確定地說,美國的教育系統將迎來180度的轉變。目前的情況是,想要成為中產或維持在中產圈層中,至少要考取一份大學畢業證書才能得到足夠的機會。但是如果沒有傢人的資助,一名學生就必須肩負足以改變人生的債務,而這樣的方式很難維持下去。我完全猜不到這樣的學生會迎來什麼樣的成果。
但是,在未來的30年裡,這一局面不可能變成:“所有人都可以在18歲時為瞭獲得教育而辦理貸款,而且學費繼續以通貨膨脹率的兩倍增長,結果還皆大歡喜。”這樣的教育體系早晚是要崩潰的。

受影響的除瞭美國的教育,還有我們的政治,而且它也已經開始變化瞭。關稅和財富稅(Wealth Tax)隻是不同的表現罷瞭,它們都來自同一個本質:目前有太多選民對現狀表達強烈不滿。我不知道這種情況何時才能結束,但是回看歷史,1920年的聯邦政府絕對想象不到1960年的政府經濟政策。該時期的轉變主要由大蕭條和二戰引發,但是在該時期發生的持久的社會變革都圍繞著另一個大事件發生,那就是鍍金時代之後出現的支持低收入人群的事件。也許當時的社會變化會以類似的方式在未來幾代人的時間裡發生。
對於這些經濟事件為什麼發生,我們總是可以想到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是最有可能解釋這一切的大事件就是21世紀初期的貧富差異,這件事將開啟未來幾十年的一系列變化,正如貧富差距在過去幾個世紀帶來的影響。

3. 接觸信息變得更容易,這填補瞭那些過去會造成社會漠視的信息鴻溝
1970年,一位名叫卡羅爾·科爾(Carole Cole)的女孩在逃離德克薩斯州一所青少年看守所之後失蹤,那一年她17歲。
一年後,路易斯安那州警方發現瞭一具無法辨認身份的謀殺受害者遺體。那就是卡羅爾的遺體,但當時路易斯安那州警方對此毫無頭緒,他們沒有可能辨認其身份。接著,卡羅爾的失蹤事件淡出瞭大眾視線,那具不明身份的屍體也慢慢淡出瞭人們的視線。

僅僅6天之後,有人把這兩個尋人啟事聯系到瞭一起。
於是,一起困擾警方40年的案件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就被臉書和克雷格列表網找到瞭破案入口。
哪怕在10年之前,這樣的事件還不多見,因此我們也還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真正會帶來的影響——有好的影響,也有壞的。
上一代人最大的革新莫過於打破瞭信息的屏障,這種屏障曾經可以把陌生人完全隔離開。

電話和電臺曾經也接近過問題的答案,但本質上它們仍然是不同的發明。在其著作《美國發展中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中,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提醒讀者,就在不久前的19世紀末期,足足有75%的美國人還是農村人口,他們既沒有電話,也沒有郵政服務。當時相鄰小鎮上發生的事就如同其他星球上發生的事一樣遙遠。
電話與電臺改變瞭20世紀,並一舉打破瞭這種屏障。但是電話隻能用來連接你和你已經打算與之交流的人,至於電臺,它不允許你直接與對方溝通。
在過去20年間,尤其是過去的10年間,發生的一切都沒有任何歷史上的先例。電話拉近瞭你和親友之間的遙遠距離,而因特網填補瞭你和世界上任何一位陌生人之間的鴻溝。
也許繼二戰之後,這是影響最深遠的大事件。

這件事的影響力太過於深遠,我甚至懷疑沒有人確切知道它將帶來怎樣的改變。但我想提出幾點看法。
TechCrunch(暫譯為“科技嘗鮮”)網站的創始人邁克爾·阿靈頓(Michael Arrington)最近在文章中寫道:“我認為推特正在拉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過我也開始思考是不是人群中的一半人其實一直很討厭另一半,隻不過是推特出現後大傢才認識到這一點罷瞭。”這個想法很好,可以讓我們重新註意到幾個極易被忽視的事情:

1. 所有人都從屬於某一種“部落”。2. 有時,部落與部落之間是完全不能互相認同的。3. 如果不同的部落選擇保持彼此間的安全距離,這並不會引發什麼問題。4. 隨著互聯網發展,它將確保部落之間再也不能維持安全距離。

當然,你應該對不同觀點都保持開放態度,這很必要。但是,當某個部落堅持且不容動搖的基本觀點突然暴露給其他不同的部落,這個部落的人會驚訝地發現他們認為神聖的東西並不是全宇宙通行的真理。特別是那些涉及到政治的觀點往往是相當極端的,但是,過去10年間發生的事情其實隻是因為互聯網掀翻瞭固有思想的溫床。
互聯網的另一個改變是動搖瞭英才教育制度(Meritocracy)。事實上,原本那些不可能擁有話語權的人可以在一夜之間就擁有最廣泛的話語權。匿名博主傑西·利佛摩(Jesse Livermore)發佈的那些絕妙的投資分析比一傢頂級投資銀行的核心部門發佈的投資分析還多。僅僅2年前還沒有人知道尼克·馬吉裡(Nick Maggiulli)是誰,而且他也還沒進入金融行業,但如今他的投資分析文章獲得的關註比那些主流經濟新聞媒體得到的關註還要多。

事實上,履歷至上主義(Credentialism )正在逐漸瓦解。我並不在乎你是誰,也不在乎你的職稱是什麼。隻要你有個絕妙的想法,我就想聽一聽。當然瞭,這種情況的反面也相當危險,因為當一個瘋狂的人狂叫不止,往往能引起大眾的註意。但是,當你消除信息的屏障,你會發現有才華的人遠比你想象中的要多。未來會有成千上萬的邁克爾·傑克遜、史蒂芬·金和托馬斯·愛迪生脫穎而出,如果放在其他的時代,他們很可能會被埋沒。
第三個改變在於,如今想要隱藏某些信息變得更難瞭,另一方面,虛假的信息、具有煽動性的信息往往更容易大肆傳播。我不知道該如何調和這一矛盾,但是你會發現我們到處都能看到相關的例子。
客戶評論能產生的正面影響遠遠超過瞭美國商業改進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在過去能做到的一切努力,但是虛假評論又帶來瞭20年前想象不到的全新挑戰。傑夫·貝佐斯曾經指出,隨著消費者獲取的信息越來越多,商傢應該“把大部分經歷、關註與金錢都用於生產更好的產品,或提供更好的服務,而隻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來宣傳”。

當然瞭,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垃圾郵件仍然大行其道,因為它仍然有效。也許互聯網讓我們獲取瞭更多信息,但同時也讓我們更容易受騙,我們很難準確區分二者。正因為互聯網上既有真相又有虛假,這兩個極端造成的影響力讓互聯網成為瞭又一個大事件。
你可以無窮無盡地繼續討論關於互聯網的話題。比如,依我看,未來幾代人的婚姻一定會因為網上交友而產生極大的改變;在線教育也一定會迎來蓬勃發展。而地緣政治也會因為互聯網而面臨一對有趣的矛盾,它不僅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脆弱(想想推特外交吧),同時,它也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緊密,因為全球市場,國與國之間的依賴會更牢固。

再想想看,未來某一次總統競選的候選人都從高中時起就在使用社交媒體,那麼這種競選一定會面臨某種規則性問題,因為所有人都會在那個年紀發佈一些自己會後悔的東西。這樣的總統競選看起來一定極為有趣,不僅讓人靈感迸發,也讓人毛骨悚然。

這個世界總是被各種後續發生的事件推動著,但隻有少數事件才能引發絕大多數的後果。這也是投資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在這一生所得的回報中,占大部分的可能隻是少數的投資。
這樣看來,歷史並不復雜。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大蕭條幾乎引發瞭20世紀所有的重要事件。而工業革命與美國內戰幾乎引發瞭19世紀所有的重要事件。
人口結構改變、社會不平等加劇,以及接觸信息的鴻溝變小,這些都會在未來幾十年裡帶來巨大的沖擊。至於這些大事件會怎樣結束,這個故事後人會講述。但是當這些故事紛紛落幕的時候,我們應該更清晰地認識到它們是如何開始的。

文/Morgan Housel

譯/紅玉之瞳

校對/女仆長&女仆姐&女仆妹

原文/www.collaborativefund.com/blog/three-big-things-the-most-important-forces-shaping-the-world/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紅玉之瞳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