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

前幾天還和朋友聊起,我們或許正在經歷少有的、波及全世界范圍的重大歷史事件。隻不過,身處事件中的我們,似乎並未明顯意識到這一點。也許在不久的未來回望這段歷史,人們將重新審視這段特殊時期——雖然得益於醫療水準的發展,使得這次疫情的死亡人數無法同歐洲黑死病時期的死亡人數相提並論【到目前為止,全球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約為56萬,而後者則是7500萬(存爭議)】,但這仍舊是和平時期的一個驚人數字。

詩人彼特拉克生逢黑死病大流行時期,這無疑使得他加深瞭對於死亡、愛和友誼的感受與反思。即便是當今我們對於病毒有瞭比幾百年前更多的認知,但這仍舊無法阻止新型病毒的迅速蔓延:這或許也是一種隱喻,比我們更早存在於這個星球的病毒,正在用一種我們肉眼看不到的方式進行著規模浩大的物種洗牌,而這,隻是“自然”的一部分。
意大利詩人、學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經歷瞭有史以來最為致命的瘟疫大流行——14世紀的黑死病。這場瘟疫橫掃歐亞大陸和北非,導致多達兩億人死亡。通過探索彼特拉克留給我們的信件和其他作品的獨特記錄,保拉·芬德倫發現瞭他如何記錄、紀念和哀悼那些他所愛的逝者,以及在今天,他也許能教給我們什麼。
關於今年的新冠肺炎,我們會記住什麼,未來又會如何回憶它呢?

1374年——這是他漫長而有趣的一生中的最後一年——意大利人文主義者、詩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觀察到,他所在的社會已經與“這場在所有的世紀裡都不曾有過同類的瘟疫”共存瞭25年多。他的許多朋友和親人都死於這場毀滅性的疫病,而他活得比他們更長久,這對他來說既是幸運也是不幸。

彼特拉克是他那個時代最能言善道的人之一,他的所言所寫代表瞭1346-1353年瘟疫大流行及其時不時的卷土重來之下的整整一代幸存者。他巧妙地運用自己的筆,以最私人和最有意義的方式傳達瞭所處社會的集體悲痛,坦承如此巨大的痛苦和損失所造成的影響。1348年是災難性的一年,瘟疫席卷瞭整個意大利半島,就在這之後,他的好朋友喬萬尼·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談》中,描繪瞭一幅難以磨滅的畫面:年輕的佛羅倫薩人逃離瘟疫肆虐的城市,通過講述一百個故事來熬過這場風暴。至於彼特拉克,他記錄下幾十年來的瘟疫經歷,探索瘟疫對他心靈造成的變化影響。在面對以許多不同形式出現的疾病大流行時,黑死病讓他愈發感受到生命之甜蜜和脆弱。他產生瞭很多重大的問題,並不斷尋找答案。

“1348年讓我們孤獨無助”,彼特拉克在他的《日常熟事書信集》(Letters on Familiar Matters)的開頭如此宣稱道;在這部卓越的作品中,他精心挑選瞭與友人的通信來往。在如此多的死亡之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些死亡是否讓他——或者說任何人——變得更好瞭?愛和友誼能在瘟疫中幸存嗎?彼特拉克提出這些疑問,使他的讀者也得以探索他們自身對這些事情的感受。他允許他們表達此類情感,在實際上擔起瞭表達時代精神的責任,而這同時也是他的文學機遇。

彼特拉克出名的一點是他自稱流浪者,很少在一個地方呆很長時間。他時而在鄉村自我封閉,時而完全沉浸在城市生活中,哪怕在瘟疫爆發最嚴重的時期也是如此。這種流動性使他成為瞭一個格外獨特的觀察者,他得以觀察瘟疫是如何演變成大流行的。

1347年11月底,也就是熱那亞船隻將疫病傳播到墨西拿的一個月後,彼特拉克來到瞭熱那亞。疾病沿陸路和海路迅速傳播——其媒介是老鼠和跳蚤,不過當時人們認為這是空氣腐敗的產物。在1348年4月7日寫於維羅納的一封信中,彼特拉克清楚地意識到瞭這場大流行的擴散過程,他在信中拒絕瞭一位佛羅倫薩親戚的邀請,不打算回他的傢鄉托斯卡納,原話是“今年的瘟疫踐踏並摧毀瞭整個世界,特別是沿海地區”。

幾天後,彼特拉克回到仍是無鼠疫區的帕爾馬(Parma),得知他的親戚,詩人弗朗切斯基諾·德利·阿爾比齊(Franceschino degli Albizzi)在從法國回來的路上死在瞭利古裡亞大區的薩沃納港。彼特拉克詛咒這“瘟疫之年”正在索取的無數死亡。他知道瘟疫正在蔓延,但這也許是他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到不斷加劇的死亡率。“我沒有想過他可能會死去。”現在,鼠疫在他周圍現身瞭。

隨著時間的推移,彼特拉克越發感到自己被恐懼、悲傷和驚惶所包圍。死亡一次又一次地突然降臨。六月,一個朋友來吃過晚飯,第二天一早就去世瞭,又過瞭幾天,其傢人也先後逝世。彼特拉克在詩歌《致他自己》(To Himself)中刻畫瞭這種奇異的經歷,他想象出一種未來,在這個未來中,人們不會理解生活在“一個滿是葬禮的城市”和空蕩蕩的傢裡是多麼可怕的事。

彼特拉克談到和他最親密的朋友一起從瘟疫肆虐的城市撤離。在他們從法國前往意大利的途中,強盜襲擊瞭其中兩人,謀殺瞭其中一人,最終,他們放棄瞭這次行動。也許幸存者們認識到瞭理想主義計劃的愚蠢之處,這個計劃根本不適合他們分散的現狀。1348年7月,彼特拉克最重要的資助人,樞機主教喬瓦尼·科隆納(Giovanni Colonna)死於鼠疫,他所效力的科隆納傢族是阿維尼翁的羅馬傢族,聲名顯赫,傢中許多成員也於同一時期病逝。這下,這位詩人沒瞭工作,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焦躁不安、心緒不寧。

彼特拉克深切哀悼“友人的別離”。友誼是他的歡樂,也是他的悲苦。為瞭彌補這一損失,他給生者寫下動人的書信,又重讀他給死者寫過的最愛的信札,打算將其中最好的那些集結出版。在一個幾乎能夠通過電子郵件、電話和社交媒體實現即時溝通的時代,人們很容易忘記,通信作為一種跨越社會距離的技術曾經有多麼重要。正如彼特拉克崇拜的古羅馬文人西塞羅所說的那樣,書信使不在之人與我們同在。

當然,通信也會帶來痛苦。如果朋友們不迅速回信,彼特拉克就擔心他們是否還活著。1348年9月,彼特拉克鼓勵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綽號“蘇格拉底”的弗拉芒本篤會修士、領唱路德維希·范·肯彭(Ludwig van Kempen),請他“盡快用你的信件將我從這恐懼中解脫出來”。他恐怕“卷土重來的瘟疫的蔓延以及不健康的空氣”可能致使另一場過早的死亡。對方的回信或許並不迅捷,但終究是送到瞭他手裡,其內容也讓他安下瞭心。

在這壞透瞭的一年結束時,彼特拉克預言,每個逃過第一波大流行的人都應該準備好面對瘟疫的暴虐回歸。這是一個敏銳的判斷,最終也再準確不過。第二年,彼特拉克繼續列數鼠疫病逝者,以及檢疫隔離和人口減少所累積帶來的影響。

他曾在法國南部認識並愛上瞭一位名為勞拉的女性,在她死後,他寫瞭一首詩來紀念這場悲劇,並寄給瞭托斯卡納詩人塞努喬·德爾貝內(Sennuccio del Bene),結果卻發現他後來也死於瘟疫,這使得彼特拉克懷疑他的字句也帶有傳染性。他得再寫一首十四行詩瞭。寫作這一行為,起初是極其痛苦的,現在卻開始振奮他的精神。生活變得殘酷,死亡則永不止歇,但他提筆彌補這一切——這是他除瞭祈禱以外唯一有用的武器,也是他偏好的武器。其他人建議逃跑,並提議采取諸如隔離檢疫這樣的臨時公共衛生措施,但彼特拉克似乎覺得,他也許能夠借助思考和寫作熬過這場大流行。

無論彼特拉克旅行到哪裡,他都註意到城市裡空曠無人,鄉村則田地廢耕,這個“痛苦而幾近荒蕪的世界”充滿瞭不安。1349年3月,他來到瞭帕多瓦(Padua)。一天晚上,他正和主教一起用餐,這時兩名僧侶前來匯報,內容有關一座鼠疫肆虐的法國修道院。院長已經無恥地逃走瞭,剩下的三十五名僧侶中隻有一人幸免於難。彼特拉克這才發現,他的弟弟蓋拉爾多(Gherardo)是這場瘟疫浩劫的唯一幸存者。1347年,彼特拉克曾來到這處位於梅烏訥-萊蒙特裡約(Méounes-lès-Montrieux)的隱居之所,並在他的著作《論宗教休閑》(On Religious Leisure)中提到瞭這裡,它直到今天仍然佇立。他立即寫信給蓋拉爾多,表達自己身為兄弟所感到的驕傲,因為傢裡出瞭一個“抗疫英雄”。

1350年10月,彼特拉克前往佛羅倫薩,在那裡他第一次見到薄伽丘。這個時候,這座城市已經不再是鼠疫大流行的中心地區,但是它的影響仍然是顯而易見的,就像一個綻裂的傷口,或者更準確地說,一處尚未痊愈的淋巴囊腫。薄伽丘正在創作《十日談》的草稿。盡管沒有記錄顯示兩位作傢曾就如何書寫瘟疫進行過討論,我們確實知道,薄伽丘熱衷於閱讀彼得拉克的詩歌和散文,在他們維持一生的漫長友誼中(直到他們間隔一年先後逝世),他曾於許多不同的時刻將彼特拉克的作品大段摘抄進筆記。正是彼特拉克早期關於瘟疫的作品激勵薄伽丘完成瞭《十日談》,有關1348年如何成為瞭他們世界天翻地覆的一年,薄伽丘在其中給出瞭自己的理解。

大約在1351年,彼特拉克開始紀念那些他失去瞭的所愛之人,他把自己對他們的回憶題寫在一件他極為珍視的物品上——他的維吉爾作品集,上面有錫耶納畫傢西蒙尼·馬蒂尼(Simone Martini)繪制的精美卷首插畫。早從三年前的1348年起,他就開始通過記錄心愛的勞拉之死來紀念她,這也是他許多詩歌的主題。彼特拉克決心用他所有的修辭本領使她永遠存在於他的詩歌中,也長存在他的維吉爾集裡。

在它的扉頁上,他題下瞭這些令人難忘的字句:“我決定寫下這段痛失所愛的殘酷記憶,我想,當我把它記在視線如此經常停留的地方時,心中是有一種苦澀的甜蜜的。”他不想忘卻此刻灼熱的痛苦,這痛苦喚醒瞭他的靈魂,磨礪瞭他對時間流逝的意識。彼特拉克的有些朋友懷疑勞拉是否真實存在過,還是隻存在於彼特拉克的詩歌想象之內,薄伽丘也是其中之一,但他從未質疑彼特拉克將那一年視作讓自己脫胎換骨的一年並深刻銘記的決心。

在彼特拉克的維吉爾集裡的其他題字中(現存於米蘭的安佈羅西安圖書館),有一條提到瞭他24歲的兒子喬瓦尼(Giovanni)於1361年7月10日在米蘭去世,“(他逝於)那場對公眾而言極具災難性但不尋常的瘟疫爆發,瘟疫尋到瞭米蘭,降臨於此,在這之前,這座城市始終不曾受到此等邪惡的禍害”。自1353年起,彼特拉克一直居住在米蘭。米蘭躲過瞭第一波瘟疫的破壞,卻於1359年至1363年成為瞭第二波大流行的重災區。1361年時,彼特拉克已前往帕多瓦,但他的兒子卻頑固地選擇瞭留下。

1361年,兒子去世後,彼特拉克再次拿起瞭他的筆。他給佛羅倫薩友人弗朗切斯科·奈利(Francesco Nelli)寫瞭一封信,信中哀嘆他在那一年失去瞭摯友“蘇格拉底”;他以此封信作為他第二冊書信集《老年書信集》(Letters of Old Age)的開篇。勞拉去世時,是蘇格拉底告知瞭彼特拉克這個消息,而在蘇格拉底也去世後,彼特拉克在他的維吉爾集裡加瞭一條筆記,說這場病逝刺穿瞭他的心臟。

在《老年書信集》中,他寫道:“我曾抱怨說,由於我的朋友們的死去,我們這時代的1348年幾乎奪走瞭我生命中所有的慰藉。眼下,在本世紀的第六十一年裡,我該做些什麼呢?”彼特拉克觀察到,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更加嚴重,幾乎讓米蘭和其他許多城市斷絕瞭人煙。這次,他決心用不同的聲音寫作,不再悲嘆,而是積極地與命運的逆境作鬥爭。

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間,彼特拉克對占星傢在解釋疫病回歸和預測其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瞭激烈的批評。他認為他們所謂的“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碰巧正確的:“為什麼你在事後偽作無用的預言,或是將偶然稱為真理?”他責備那些重提星象預測的友人和資助者,認為它們是基於誤用天文數據的偽科學。

隨著瘟疫在城市中心蔓延,一位醫師朋友鼓勵詩人逃到馬焦雷湖(Lake Maggiore)畔的鄉村空氣中,但彼特拉克拒絕向恐懼屈服。他留在城市,開始將大部分時間用於在帕多瓦和威尼斯之間來回。當疫病蔓延到威尼斯共和國時,朋友們再次懇求他離開,彼得拉克如此回復道:“逃離死亡就是逃向死亡,這種事情經常發生。”薄伽丘來探望他,決定不告訴他兩人共同的朋友內利的死訊,直到彼得拉克收到瞭未拆封而原路退回的信件,他才發現這件事。

1363年夏天,鼠疫氣勢洶洶地回到瞭佛羅倫薩。在再次高漲的焦慮情緒下,彼特拉克對占星傢倍加批評,蓋因他們通過預言這場大流行何時結束來欺騙生者。憂慮的民眾對他們的每一句話都側耳細聽。“我們不清楚天上發生瞭什麼”,他在九月寫給薄伽丘的一封信中憤怒地說,“但這群無恥而魯莽的人,他們聲稱自己清楚得很。”

對於那些向“幹癟的頭腦和饑渴的耳朵”兜售自己言論的占星傢來說,大流行是一個商機。彼特拉克絕不是唯一一個指出占星傢們的結論毫無天文數據基礎,也不符合疾病散播情況的人。他們在市場上兜售虛假的希望和確信。彼特拉克渴望用比星象科學更好的工具對大流行作出更合理的回應。

那麼醫學呢?彼特拉克對那些發言過於確鑿、太過強調自身權威性的醫生一向持懷疑態度,這是出瞭名的。他認為,醫生像其他任何人一樣,需要承認自己的無知,這是瞭解任何事情的第一步。無知本身就是一種“疫病”——即使沒有疫苗,也要將這種疾病根除消滅。盡管他聲稱自己非常尊重治療的藝術,但實際上卻對其並無耐心,他在《對醫生的斥責》(Invectives against the Physician)中將之狡黠地稱為“瘟疫般討人厭的無能”。僅鼠疫本身並未揭示出醫學的失敗,但它凸顯出瞭醫學的局限性。

彼特拉克結交瞭同時代最著名的幾位醫生,隨著年歲漸長,他們對他的健康提出建議,而他固執地與他們爭論。“如今,到處都能看見年輕健康的醫生生病、奄奄一息,這種情況下,你還能讓別人指望什麼呢?”1370年,在得知佛羅倫薩醫生托馬索·德爾嘉寶(Tommaso del Garbo)早逝的消息後,彼特拉克寫信給著名的帕多瓦醫生、發明傢喬瓦尼·唐迪(Giovanni Dondi),發出如此感慨。德爾嘉寶著有十四世紀最重要的瘟疫主題論文之一,他致力於用自己在第一次大流行中的經驗來保護他的佛羅倫薩同胞的健康和幸福。他終究死於這種疾病。

說到底,醫生和其他人一樣也是人類;他們的學識並不會賜予他們或他們的病人不朽的生命。彼特拉克繼續生活下去,對於收到的醫學建議,他並未全盤接受,而是采納瞭一部分,特別是針對疥瘡所帶來的不適的那些:他形容這種皮膚病與鼠疫這類“短暫而致命的疾病”完全相反——“我恐怕這是一種漫長而讓人疲累的疾病”。盡管他並不相信醫學有任何特殊的救贖力量,但他尊重學識、閱歷、關懷和謙遜的結合,而這正是最善醫者的特征。誠實的好醫生也是他心目中的抗疫英雄,他們和他的兄弟蓋拉爾多一樣(隻不過他關註的是信仰而非醫學),與操縱數據來“實現”預言的占星傢則全然不同。

在1363年12月發自威尼斯的一封信中,彼特拉克提到他所在地方的疫情曲線變平緩瞭,但他並不認為瘟疫在其他地方業已結束。他寫道:“它仍然廣泛而可怕地肆虐著。”他生動地描繪瞭一個無法安葬死者、無法好生哀悼的城市,目睹瞭最近的這場悲劇,但不再公開展露悲痛。看來他正在學習如何與瘟疫共存。

1366年,彼特拉克給《幸運與背運的救治》(Remedies for Fortune Fair and Foul)收瞭尾,其中有一段關於瘟疫的對話。“我害怕瘟疫”,“恐懼”宣稱,用腹語表達瞭對這種“無處不在的危險”不斷加深的焦慮。彼特拉克的理性實事求是地指出,對瘟疫的恐懼“隻不過是對死亡的恐懼”。

他曾發揮黑色幽默玩笑說,在大流行期間和那麼多親友相伴去世,可比孤單死去更好。至於幸存者,彼特拉克忍不住指出,他們中有多少人不配擁有這樣的好運氣。善良的人死去瞭,而“這群害蟲如此頑強,以至於瘟疫乃至死亡本身也不能消滅他們”,他們得以偷生。沒人說過瘟疫是依據正義來判處死刑的。

一年後,也就是1367年,彼特拉克回到瞭維羅納——多年之前,在快活得多的日子裡,他曾在此處某所修道院圖書館裡高興地發現瞭西塞羅的失落信件;同樣在多年之前,他在這裡聽聞瞭勞拉的死訊。在第二次大流行期間,這座城市遭受瞭巨大的磨難,但是復興的跡象正在顯現。盡管如此,他沒法說維羅納——或是他瞭解的任何一座城市——還像1348年以前那樣輝煌繁榮。中世紀的意大利市鎮是經濟中心,其商業交易橫跨整個歐亞大陸,但這種繁榮如今卻岌岌可危。

他再一次發現自己開始思考他的世界是如何改變的——不僅僅是因為瘟疫。戰爭、政治、商業衰退、教會的悲慘狀況、地震、嚴寒的冬天以及對法律的普遍無視也是招致變化的惡因。他看到瞭中世紀晚期的經濟萎縮,觀察到瞭遠遠超出他自己所在世界的漣漪效應。正如他在一封回顧1348年疫情爆發以來20年的信中所寫的那樣,“我必須承認,我並不清楚印度人和中國人正在經歷什麼,但埃及、敘利亞和整個小亞細亞地區的財富增長並不比我們多,生活狀況也不比我們好。”

彼特拉克知道“瘟疫”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詞匯,但他認為“一場差點掃空世界的全面瘟疫”是一種全新的、無人曾預見的經歷。他還意識到瘟疫“在哪裡都沒有真正消失”。這是一場為期廿載的苦難。他寫這封周年紀念信給他僅存的幾個童年好友之一,當時的熱那亞大主教吉多·塞特(Guido Sette)。當信使到達熱那亞的時候,塞特已經沒法活著讀他的信瞭。彼特拉克手中之筆似乎又一次預示著另一個人生篇章的結束。

1371年的春夏,瘟疫重返威尼斯共和國。彼特拉克拒絕瞭進一步逃離疫病漩渦的邀請。彼得拉克承認,在“瘟疫肆虐、遍及四方的險境”中,城市再次變得危險起來,但他找到瞭一個“非常宜人、健康的地方”,不願意離開那裡。那時彼得拉克已經躲到瞭他自己建造的宅子裡,它位於帕多瓦南部,風景如畫的山城阿爾誇【Arquà,今天被稱為阿爾誇彼特拉卡(Arquà Petrarca),距離新冠肺炎重災區威尼托不遠】。就連迫在眉睫的戰事也沒能阻止他留在傢中的決心,他在此地和傢人度過瞭餘生,給朋友寫信,完善自己的詩集,詩集名義上是為瞭紀念勞拉,但其中也探討瞭時間和有限生命的本質。

在這種鄉村風光的背景下,彼特拉克仍舊不斷從瘟疫肆虐的意大利收到不幸的消息。他的另一位兒時朋友,教皇使節菲利普·德·卡巴索爾斯(Philippe de Cabassoles),在與他互致信件重申他們長年友誼的力量後不久去世。彼特拉克再一次在他的維吉爾集裡記錄瞭這一痛失。1372年10月,他給他的醫生朋友唐迪寫瞭一封信,就“你傢人的病情和逝世”向他表示慰問。

1373年,彼特拉克終於承認,他讀過他親愛的朋友薄伽丘的《十日談》(成書於20年前),但從未解釋是什麼讓他承認瞭此事。他聲稱有一本《十日談》神秘地出現在他傢門口,然而我們幾乎不可能相信他直到那時才瞭解到這部作品。彼特拉克宣稱,他不曾仔細詳讀《十日談》,隻是粗粗翻閱:“如果我說我讀過,那是在撒謊,因為它篇幅很長,是為普通民眾寫的,也並非詩體。”但對於他所屬世代的這部奠定性作品的故作不屑,我們不應相信。這是兩位偉大作傢之間的一個玩笑。

彼特拉克原諒瞭作者在大多數淫猥故事中的道德失檢,因為他欣賞其要旨寓意的嚴肅性,它們反應瞭人類的缺陷——貪婪、欲望、傲慢以及教會和國傢的腐敗——如何幫助孕育出瞭一個滿是瘟疫的世界。他特別贊揚瞭這本書的開頭,其中薄伽丘生動地描繪瞭“瘟疫肆虐時期”遭遇封城的佛羅倫薩,他的語言宏偉完美,讓彼特拉克十分贊賞。彼特拉克對他的朋友最大的贊美是把最後一個故事【其中講述瞭一位名叫格裡塞爾達(Griselda)的年輕農婦的耐心和堅忍,她嫁給瞭一個用盡各種方式考驗她的傲慢貴族】從托斯卡納語譯成瞭拉丁語,以便不熟悉作者母語的讀者也能廣泛閱讀:“我用我自己的語言講述你的故事。”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彼特拉克自1348年以來就一直在這樣做;他收集起自己的瘟疫故事,尋找不同的方式來表達這種疾病所激起的一切情緒。

1374年,當鼠疫重現於博洛尼亞時(彼特拉克年輕時曾在那裡學習),他鼓勵他的朋友皮埃特羅·達莫裡奧(Pietro da Moglio)逃到阿爾誇與他會合。這位著名的修辭學教授拒絕瞭邀請,稱正是彼特拉克本人(的經歷)激勵他留在原處。彼得拉克在回復中評價:

“許多人在逃跑,每個人都害怕,而你二者皆非——輝煌,壯麗呵!因為還有什麼比害怕用任何策略都無法避免,甚至會因恐懼而加重的事情更愚蠢的呢?無論你逃到哪裡,你都會遇到它——對於這樣的事物,還有什麼比逃避更無用的呢?”

盡管如此,彼特拉克還是希望他的朋友能在阿爾誇那“有益健康的空氣”中與他作伴,但他並未保證此地會一直是個避難所。當時的主流見解認為鼠疫是由元素腐敗所產生的疫病瘴氣傳播開來的,彼特拉克在信中呼應這種觀點,稱空氣是“一種不可信任、並不穩定的元素”。

彼特拉克於1374年7月逝世,但並非死於瘟疫,而是屈服於人生最後幾年裡折磨他的各種疾病。在遺囑中,他給他的醫生朋友唐迪留下50個金弗羅林,讓他買一枚“戴來紀念我的小指環”,給薄伽丘也留下50個金弗羅林,“給他買一件做研究和夜間學者工作時穿的冬季外套”。薄伽丘比他的朋友多活瞭一年多一點,死於1375年12月,死因可能是心臟和肝臟衰竭。

彼特拉克的著作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對15、16世紀的意大利文學、歷史和哲學以及整個意大利文藝復興產生瞭深遠的影響(誠然,有些人將他描述為“文藝復興之父”,因為他用雄辯的口才闡明瞭為什麼古希臘羅馬時代對他所處的時代而言如此重要)。今天,在另一場大流行期間,他對瘟疫影響的關註引起瞭最強烈的共鳴;在14世紀以來其他疫病肆虐的時期,當讀者們重新發掘出彼特拉克的瘟疫書信、對話和詩歌時,或許也曾產生同樣的共鳴。

這幾個月裡,在重讀彼特拉克後,我不禁在想,我們會如何銘記2020年?在這一年裡,疾病再次將世界許多不同地區聯系在一起。確實,我們的傢人和朋友構建起瞭一種古怪、私人的大流行景觀,但我們同時也見證瞭創造這一時刻的更龐大的力量。將由誰來書寫它的故事呢?

十四世紀的意大利是第一個詳細記錄一場改變瞭自身世界的疾病的社會。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對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的描述隻占瞭一個段落的篇幅,但也讓人心生恐懼。彼特拉克不僅讓我們瞭解人們對疾病的認知,也讓我們瞭解人們對疾病的態度。他敏銳地意識到瞭進行這種公開對話的重要性;通過記錄自己的反思,並引發他人進行思考,他留下瞭豐富的書面記載,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從中受益。我很好奇我們這次會給後世留下什麼樣的記錄。我們的檔案記載無疑會是大量而全面的,但它不太可能記錄下我們如何私下互動、交流(比如在Zoom軟件上的那種),而彼特拉克的信件做到瞭這一點。

當然,有些事情我們在今天做得更好。總的來說,我們比彼特拉克時代的人們抵抗力更強——這是更健康的飲食、更完善的衛生生活條件,以及現代衛生和醫療創新的直接結果。盡管如此,新冠肺炎在不同地區的懸殊疫情暴露瞭我們長期忽視的脆弱性,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危險的。這種疾病的殘酷性在於它痛擊特定的地區、特定的傢庭、特定的朋友圈和社群,而醫療行業照料他們時尤其艱難。

我們需要學習如何應對這種突然的失卻。我們需要正視它對我們所有人的“區別對待”。我們也許應該準備好面對更多喪痛。彼特拉克可能會註意到,前現代的疾病經歷從未完全消失。

有許多人與彼特拉克關系密切,他們定義瞭彼特拉克內心世界的基礎,卻死於一波又一波的瘟疫。對人類生命之有限的認識已經深深地植入瞭他的意識之中,今天的大多數人並沒有這種深切認知——至少,那些有幸享受相對健康和繁榮的人不會有這種認知,他們在一生中隻會接觸到最低限度的暴力;當然,並非所有人都那麼幸運。彼特拉克用他橫溢的文學才華捕捉到瞭這種體驗的精髓。由於瘟疫,他對愛和友誼之價值的理解變得更加深刻、豐富、透徹,因為萬事萬物都處於危險之中。隻要他讓死者繼續活下去,他們就不會消失。與他的朋友薄伽丘相比,他以一種更加個人化、更加感人的方式,將瘟疫肆意帶給朋友和傢人的喪痛變換為至今仍能激勵讀者的藝術作品。如果彼特拉克經歷過艾滋病危機,他一定能理解為什麼有這樣一代人通過創作藝術、電影、詩歌和小說作為回應,以表達他們的痛苦和憤怒,並確保死者不被遺忘。

隨著第一波新冠肺炎的平息,彼特拉克留下的信息中有一種道德彈性是值得我們記住的。他從未保證事情會好轉。相反,他創造性地、深思熟慮地應對意想不到的挑戰,認為它們既不會迅速、也不會輕易地結束。他的字句橫跨600多年的距離回蕩著,繼續尋找著聽眾。在我們自己焦慮於未來可能發生什麼時,他的聲音自過去而來,傳到後來人耳中,激勵我們以具有創造性的方式應對這場大流行。

文/Paula Findlen

譯/苦山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petrarchs-plague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苦山在利維坦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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