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

有甲與乙兩名遭遇船難的水手。他們兩人同時看見一塊隻能支撐一人的船板,並且試圖遊向船板,甲首先遊到船板處,攀在上面。乙到瞭後,把甲推下船板,讓即將要溺水的自己攀在船板上。最終甲溺斃瞭,乙被搜救隊救回。乙是否該當謀殺罪?以上是古希臘學者卡涅阿德斯(Carneades)所構想的一個思想實驗。類似這種的道德困境有很多實例,比如由於為瞭生存而吃掉一名船員的“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在英美法系中十分有名。道德行為是否來自形式推理?社會直覺論者估計不會這麼認為——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往往在作出道德判斷時,並不關心正義、法律、人權和抽象倫理價值。不管怎麼說,我們時常會面對這種倫理困境,該如何具備一些基礎的心理建設和思考框架,或許是每一個人都應考慮的問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是一句(東方文明中)久為流傳的諺語。這是受到日本雕刻“三猿像”的啟發:三隻猴子,一隻蒙眼,一隻捂耳,一隻掩嘴。(譯者註:《論語·顏淵》中的這句在8世紀左右傳到日本,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三猿”文化)在西方,這句話常常被用來教導人們違反法律,違背道德的事情不能看,而它的本意是說人們要永遠摒棄邪念,在行動上也是如此。

但當我們發現自己在“邪惡”面前無處可躲的時候該怎麼辦呢?當我們不得不去看、去聽,或者是無力去擺脫時該怎麼辦呢?如果我們面對邪惡選擇直言不諱或是憤然對抗,就會對我們自己或者我們所愛的人和事物造成直接的威脅,該怎麼辦呢?

當生活強迫我們在兩個“錯誤”或者兩難中做選擇,不論選哪一方都會辜負我們自己所堅信的核心價值、義務和承諾,我們又該怎麼辦呢?我們是如何做出這些所謂的“選擇”的呢?或者再進一步講,我們是如何與這些“錯誤”共處的呢,這究竟是我們自己犯的罪還是別人替我們佈的局呢?

“道德困境”的概念

1984年,哲學傢安德魯·賈梅托(Andrew Jameton)最早提出瞭“道德困境”的概念,描述的是護士們面對體制和系統的局限而不能做出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尤其其中往往涉及到根本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責任。

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下的世界,道德困境給今天的醫護工作者和公共衛生事件的首當其沖者所帶來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但他們並不孤單。2020年,這場疫情給全球健康帶來的嚴重威脅和給社會政治經濟帶來的強烈震動都讓很多人被迫要面臨一些道德困境的艱難時刻。有時候,如果還有別的選擇,從前被視為合乎道德的行為可能不同於一個人本能會選擇和采取的行動。

這樣的例子包括:

是把孩子送到學校受教育,還是不送去學校,父母在傢自己教,這是傢長的困境;美國人個人的價值和信仰與美國各州和全國的安全條例規定(或者是規則的缺失)發生抵觸;小型商戶盡管對員工及其傢庭付有信托責任,卻不得不關門歇業減少損失;傢人們需要有保障的住房,但由於失業或者其他財產問題而無力支撐,不得不賣房度日;人們當然希望多陪伴老人,陪陪那些獨居的、病重的親友,但由於防疫隔離的要求,這些也是不可以的;我們陷入社會文化的不平與不公,同時又隱隱預感到未來什麼都不會改變;我們公認的“公民”和“公民行為”發生瞭結構性的變化,而我們卻沒有讓這些價值在個人和集體層面得到尊重;與我們在社會政治問題上對立的“另一方”發起瞭生死存亡的總攻,而我們卻對此無能為力。處於道德困境中的我們,往往感到有苦難言、束手束腳、不受重視、不被傾聽或者不被理解。我們變得很容易被憤怒、厭惡、恐懼和沮喪的情緒支配。漸漸地,這樣的情緒就在我們的生活裡填滿瞭焦慮、疲憊和絕望。一種破滅感趁虛而入,拋給我們一個問題,我們到底是誰,世界到底是什麼。研究還表明,道德困境具有持久的影響,例如倦怠、疲憊、麻木、脫節和道德敏感性下降(也叫“同情疲勞”)。

(journals.lww.com/ajnonline/Fulltext/2017/02001/Cultivating_Moral_Resilience.3.aspx)(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969733019889400)在醫療保健或社會服務環境中,受到道德困境所擾的不隻有醫生。由於醫護工作者們行為或護理態度發生變化,患者也可能受到負面影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種類型的鈣化會嚴重損害人際關系和醫患關系。在極端的形式下,甚至可能導致“歸一化”。

無能為力是道德困境的核心。這種感覺就是由於受制於難以控制的外部因素,我們必須被動或主動地做出妥協,或是讓渡出我們珍視的東西。

道德困境如何與我們共生

人類其實並不善於發覺和應對威脅。與身體威脅一樣,對心理和存在意義上構成的威脅,或者說“靈魂”威脅(例如對我們正直人格的威脅)也可以激活人體的神經系統,將其從一種平靜有節的狀態轉變為生存模式。大腦中最原始的部分,即爬行動物的大腦一向處於高度警戒狀態,不斷在環境中搜尋其他潛在威脅,身體也時刻準備著做出反應。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406946/)

發生這種情況時,會釋放出大量的壓力化學物質,從而導致身體、情感和認知方面的變化。我們的心率和血壓上升,肌肉收緊。所有不必要的功能都將處於休眠狀態。負面情緒被激活。感覺或需求的適當表達和傳遞,可能會讓人叫苦不迭,筋疲力盡。我們的註意力在收縮,越來越集中於那些潛在的威脅。我們的同理心在衰弱,進而幹擾我們的“親社會”行為(譯者註:忠實於既定社會道德準則的行為),而更加依賴出自本能的防禦性的默認思維和行為模式。

(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social-sciences/prosocial-behavior)

通常,我們自發采取行動應對和管理這種壓力的方式有以下三種:戰鬥(試圖通過消解威脅的源頭同時展示出更大威力來重新獲得控制權);逃跑(通過放棄擺脫威脅,或在道德困境中緩和矛盾,擺脫困境);和凍結(不作為或癱瘓;通過“捱過”來麻木自身;還有分散註意力、否認或與造成困境的成因徹底脫離)。

反復地經歷道德困境而從不給予幹預會造成持續的失調,這種狀態會在一個具體的意義上不斷累積,確切地說,就是在我們的組織中。換句話說,即使在任何一場危機結束之後,它也會留下“道德殘留”或“道德斑點”(也稱為“漸進效應”),使它存在於我們的生命中。就像堵塞的動脈一樣,這種道德上的閉塞可能威脅到我們的生命。

培養道德韌性

韌性通常是指從壓力、逆境和創傷中恢復或適應的能力;它能讓這些變故和挑戰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促進,而不是傷害,同時為我們的精神提供加持,而不是削弱。這種韌性讓我們看到,困難過後留下的並不一定是一個遍體鱗傷的我們,挑戰隻是暫時的。

雖然道德韌性仍是一個新生概念,它與心理韌性有一定關系,但二者在三個方面截然不同。臨床倫理學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護理學院護理學和兒科學教授辛達·希爾頓·拉什頓(Cynda Hylton Rushton)認為,“道德韌性關照的是人類經驗的道德方面,是關於決定、義務和關系的道德復雜性,以及那些觸發瞭良知、困惑和道德困境的不可避免的道德挑戰。”

由於道德領域和人性的各個方面(生物上、心理上、認知上、精神上和關系上)都密切相關,因此培養道德韌性可以使我們整個人以及在很多具體層面上受益。

2021年繼續以挑戰者的姿勢向我們鋪陳開來,如果你也感到自己正在道德困境裡掙紮,想要拼命抓住自己的堅持,下面這些方法或許可以幫你培養道德韌性。

自主:學習自我管理的藝術

自主是一種以當下為中心的認識,即在接受我們可能無法控制所有情況或結果的同時,我們始終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思想和精神。這就是學習如何在困境中依舊保持優美的姿態,首先我們可以將註意力向內轉移或者訓練內在的覺知。內在覺知可以幫助我們註意到藏在表象下的深層意識,它們可能促成瞭我們的感覺,思想和行動。

在向內探索自己的過程中,不要試圖消除不愉快的情緒或將其判斷為錯誤或軟弱。我們給這些情緒留出空間,讓它們告訴我們還有哪些新情況是我們所不知道的。我們在旁觀察,想知道有哪些道德價值觀,義務或責任沒有得以實現,想知道這些情緒勾勒出瞭困境與我們之間怎樣的關系,想知道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方法來實現這些價值感。

這樣做可以使我們重新獲得內心的平和和洞察力,對於我們保持“寬容之窗”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是自主的關鍵。這樣,無論多麼困難,我們都可以隨時做出有意識的選擇,來踐行我們的核心價值觀,進行有原則的選擇,並采取明智的、合乎道德的行動。探索這種內部空間的兩種方法是正念練習和滴定法。

自我意識:“對你自己忠實”(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拉什頓認為,道德韌性建立在道德責任意識的基礎之上。“當我們處於與正義道德相悖的境地,道德責任意識能夠不斷提醒我們自己是誰,我們信仰什麼。”這種警惕或對道德的渴望要求我們從根本上意識到什麼樣的價值觀,責任和使命才是真正構成我們道德核心的因素。意味著我們要不斷自省,否則就有因循自滿從而失去道德敏感性的風險。同時,我們也不願意變得教條和武斷。

自我意識是意識體驗的舞蹈,需要我們謙卑、謹慎而勇敢地對自己的感受、思考和欲望不斷發起探索,這種態度我願意叫它“慈悲的真誠”。我們還必須做到清晰透明,就是我們願意承認自己的信念可能在何時變得有失偏頗、扭曲、短視或者不正確;同時我們要對可能的變化、修正或意外的結果保持包容的心態。自我意識的能力為我們提供瞭空間,讓我們可以昂首挺胸,睜大雙眼,放松肩膀,堅定信仰,以最小的個人代價找到應對道德困境的可能性。

自我表達:以道德清白和道德能力做出選擇和貢獻

表達自己的意見有很多種方式,但涉及到道德韌性的問題,有兩種方法特別高效:發展道德能力和清晰自信的言說。

道德能力涉及拉什頓所謂的道德體現,就是我們希望確保自己所堅持的真理和信仰在行為中有所體現,從而證明我們正在踐行自己堅守的價值觀。我們積累和培養道德的語匯、想象力、態度、連貫的品格以及充滿活力的道德姿態,使自己沉浸在“道德”世界中,同時對待他人的價值觀、需求、希望和恐懼保持耐心,開放和包容。

清晰而自信地講話就是用我們的困擾和疑惑引發同樣身處其中的他人的共鳴,從而表達我們的關切。與其將道德困境本身視為結果,不如將之視為對於局勢的動態發展展開更加廣泛,更具實質性的對話的開端。清晰而自信的表達還包括知道什麼時候該為自己所處的情況,體系或關系辯解,無論是暫時地還是永久地讓自己解脫都可以,因為這種情況有時可能會對我們的道德感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害。

創造意義:不是向意義提要求,而要創造意義

創造意義是我們在與生活、人際關系和我們自己的交往中感知、瞭解和理解的過程。它為我們提供瞭一種組織記憶和塑造體驗感的方式。意義還有助於調和我們在價值觀、信念和期望以及我們對生活的態度上的不一致。這在道德逆境中顯得尤其重要。

無意義的痛苦是道德韌性的重要議題。我們經常對自己說:“如果什麼也改變不瞭,我為什麼還要繼續‘這麼做’呢 ?”或者是“我已經用盡全身力氣想要改變,但我做的永遠不夠。”還有“我正在同這個帶有先天缺陷的崩壞的系統作鬥爭。”這些不滿情緒可能會激發出非常消極和絕望的體驗,也可能為進一步付諸有原則的實際行動奠定基礎。

有一種創造意義的方法是重新考慮那些此前可能並不顯而易見或者已經被你否定過的情況。想一想,你有沒有忽略或誤解一些信息呢?你的不滿情緒有沒有掩蓋一些信息呢?能不能從更多主體的角度出發,更細致入微地看待局勢呢?

此外,想一想這種境遇要求我們朝怎樣的方向成長。關於我們自己、他人和生活有沒有一些新的發現和體悟?你的核心優勢是什麼?哪些弱點又有抬頭之勢?哪些價值觀、責任感或者道德標準歷久彌新,又有哪些發生瞭變化?所有這些意義是如何與我們共存的?

創造意義時一個常犯的錯誤是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教訓或者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意義的產生不是試圖在痛苦的土壤中栽出快樂的花,也不一定是教導我們謹慎地看待現實。創造意義僅僅是為瞭幫助我們拓展對道德困境的思考和感覺,讓我們時刻做出正直和有原則的行動,向前邁進。

關聯性:與他人保持互動

與世界保持聯系是生活的真相。最近的神經科學研究表明,我們對於關系的執念是固有的:當我們與其他人交談時,大腦中的鏡像神經元會發光以模仿其他人正在傳達的情感和行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主任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認為,人們對人際關系的需求甚至比食物和住所還更為基本,這是人們行為的主要動力。

(newsroom.ucla.edu/releases/we-are-hard-wired-to-be-social-248746)

在道德韌性的培養過程中,允許我們信任的人參與進來並與他們互動是一種絕對的必需。請註意這裡的“信任”一詞, 這是關鍵。與他人分享挑戰、艱難的情緒和挫敗感會使我們感到脆弱。身處道德困境不應是我們與那些我們指望不上的人一起試水的時候,他們不能在場,傾聽,表現同理心,表達同情心,給予我們慈悲的真誠,並為我們種下希望的種子。如果能夠知道我們自己在道德困境中其實並不孤單,就可以大大減輕這其中的孤獨感和絕望感。

我們無法得到掌控權的時侯,就是我們最想獲得掌控權的時候,而當我們處於道德困境中,這可能真的是一種失控感。當我們無力、無望、無助的體驗朝著一種有可能、有原則的選擇的方向轉變,這將有助於緩解道德困境的影響,培養道德彈性。

文/Michele DeMarco

譯/溪溪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elemental.medium.com/that-powerlessness-you-feel-is-called-moral-distress-291795756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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